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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国性银行均已发行了净值产品，且大多开始布局FOF/MOM业务，加之全国性银行的投研能力较强，促使其产品丰富性优势进一步凸显。在净值化转型背景下，投资者需求日趋多样化，丰富的产品类型将有助于全国性银行更好地满足理财需求，提升客户黏性。城市商业银行中，理财产品丰富性排名前十的银行依次是徽商银行、青岛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长城华西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大连银行、东莞银行和哈尔滨银行。

“西南金鹰”旅歼-11战机大象漫步正面画面。公开资料显示，该旅虽然是全空军第三个、原成都军区空军第一个换装三代重型战机的部队，却也是18年前的事儿了。到了信息化程度更高、火控雷达和空空导弹等性能更好的歼-11B、歼-10A战机装备其他部队后，“西南金鹰”旅还能凭借苏-27、歼-11战机多次夺得金头盔，靠的正是飞行员长期在西南空防一线，在极为贴近实战的战备巡航任务中锻炼出来的战法和技能。

熊猫电子（00553）　　　3.36元　　　跌2.04%中兴通讯（00763）　　22.25元　　　跌3.89%维太移动（06133）　　　0.66元　　　升8.20%中国优通（06168）　　　0.85元　　　跌1.16%----------------------------

综合以上三点来看，本次降准时各方面情况相比去年都更有利于无风险利率下行。但信用债与利率债仍然有诸多不同，降准能否推动信用利差尤其是评级间利差的持续压缩，仍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首先，四季度以来无风险利率的大幅下行，其实是与经济下行趋势逐步确立、社会融资需求下降导致低风险优质资产稀缺直接相关的，本质上不支持信用风险偏好的持续走高。如前文所述，去年10月降准后市场表现来看，信用利差尤其是中低评级利差跟随基准利率下降，背后反映的逻辑其实有一定背离。基准利率的下行反映的是市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以及地方政府债发行高峰结束后优质主体融资需求下降带来的供给稀缺。而中低等级利差下降则反映的是政策扶持下风险偏好的阶段性改善。而结合基准利率的快速下滑，这一改善主要是基于政策的外部扶持对于企业再融资渠道的修复，而不是企业自身资产负债表和内生偿债能力的修复。实际上在经济继续走弱的条件下，企业的内生偿债能力反而是在趋于下降的。我们在年度策略报告中提到过，19年企业的外部现金流压力会向内部现金流转移，而且融资渠道的收缩虽然放缓，但也很难回到15-16年理财和非标快速扩张的状态。再考虑到19年债券到期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城投、房地产、低评级、私募债等领域的结构性压力很大，外部现金流压力也难言完全解决。18年下半年以来的市场情况已经充分说明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存在较大障碍，降低利率虽然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但市场风险偏好的提升不是立竿见影的，信用端的问题无法完全通过降准解决。我们仍然维持宽信用政策起效的前提是财政政策发力并带动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这样才能有效提升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从而带动债务融资和信用扩张正向循环。在此之前，单纯无风险利率的降低对信用利差压缩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也是间接的。

现在看来，财政对于国债的运用，是非常高超的，并不逊于央行。国债的资本占用是零，但本身又确实有价值，能够用来出资，其实是非常有想象力的。青尺说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伸缩度极大，但事实上，财政在发国债扩自己的表的时候，也是丝毫不僵硬的。另外，青尺所谓“举债安排的支出与通过财政收入安排的支出都是掏出真金白银”的说法是很有趣的。财政收入安排的支出，是把别人的钱通过税收拿来，再支付出去，本身是存款的转移。而从银行举债，本身是银行在创造存款给财政花。资金本身确实并无区别，但是资金的来源可是大有区别。

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利好因素之外，另一个利好因素是自2015年起，广东人口的机械增长（一个地区人口因迁入和迁出因素导致人口增减的绝对数量）也有较明显的提升。2013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量跌至50万的低谷，并且，当年自然增长人口约为64万，即人口机械增长的贡献为负；2014年情况略有好转，机械增长人口约为15万；随后的三年里，全省人口增长分别达到125万、150万和170万，显著“回暖”，其中，机械增长人口分别达到52万、69万和69万。